根据2002年的数字，现阶段中国12.67亿人口中，有9.03亿人居住在农村，占总人口72.1%。农村劳动力总数为5.22亿，在农业领域内就业的劳动力2.74亿。中国有2800个县，39000个乡（镇），2.46亿农户。列举这些数字是说明，在中国农村教育和农民教育，就规模、水平和普及程度而言，应该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农业、农民、农村的“三农”问题，现已成为在中国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其根本原因是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引起了高层领导人和社会的普遍不安和关注。其次，1999年以来粮食的连年减产，也使人们懂得了“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人”的问题，该问题其实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中国以农户为基础的农业经营规模过小（每户耕地0.52公顷），除了生产水产品和某些园艺产品的农户之外，比较经济效益普遍低下。这就决定了农民对投资教育包括学习农业技术培训的兴趣和投资能力极其有限；而国家由于财力不足，没有更多的钱投资农村普教和农业专业教育。目前，法定的9年义务教育在农村尚且难以落实，要发展终身教育，困难是可想而知。

    一、为流向城市打工的农村富余劳力提供继续教育

    当前中国正在经历着一段较长的工业化和大量农民变成市民，即城市化的历史进程。特别是现阶段，在“三农”问题主要是农民收入增长乏力凸现的情况下，使2亿左右的农村富余劳力尽可能多地就业是极其必要。进城打工已被很多地方证明是增加农民收入行之有效的途径。

    然而，最近的新情况表明，随着工业企业的改革和结构调整，它们越来越需要受过专业培训的技工，而不再是仅有初中甚至小学文化的一般农民工。同时还应看到，即使按照一些经济学家的乐观预测，到2030年前后我国的城市化率能够达到60%，届时农村将仍有约6亿人口。

    一方面，农民要为未来富裕起来的16亿人提供可靠的食物安全保障。而农业生产将面临日益紧缺的资源制约。因此唯一的出路是依靠先进技术提高生产率。另一方面，还要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力需在农村当地找到就业机会。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继续教育和以培训为中心的终身教育对平均受教育年限不到7年的农民而言，是绝对必须的。

    据统计，我国农村目前约1.5亿剩余劳动力；并且每年还有约600万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入更高一级的学校，而回到农村。这些没有一技之长的新青年农民不仅增加了就业压力，处理不好，还会给社会增加不稳定因素。因此，加强农民培训，对维护社会稳定也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我国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农村劳动力中小学文化程度和文盲半文盲占40.31%，初中文化程度占48.07%，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仅占11.62%。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具有初中、高中文化程度的青年农民，绝大多数（91%）也都从未接受过职业技术教育，直接就在农业生产领域“上岗”，或者流动到城市从事工业和服务业。

    当前最受媒体关注的一件事是开始出现由于农民文化科技素质差，进城打工不能适应市场需求的现象。针对这种状况，中央在2004年初责成农业部、教育部等6个部，共同组织和实施确保农村劳动力向工业和服务业顺利转移的《农业培训规划》（简称“阳光工程”）。这个规划制定目标任务是：

    2004～2005年，重点支持粮食主产区、劳动力主要输出地区、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开展计划外出的农民短期职业技能培训，探索培训工作机制，为下一步扩大规模开展培训奠定基础。计划培训农村劳动力500万人，年培训250万人；

    2005～2010年，在全国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建立和健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机制，加大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力度。对计划新转移到一、二产业的5000万农村劳动力开展引导性培训。并对其中的3000万人开展职业技术培训，年培训600万人；同时，对当时已进入非农产业就业的共计2亿左右农民工普遍展开岗位培训。

    2010年以后，按照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要求，把农村劳动力培训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扩大培训规模，提高培训层次，使农村劳动力的科技文化素质总体上与我国现代发展水平相适应。为了实施这个工程，国家2004年投资2.5亿元，计划2005年增加到4亿元。

    下面以吉林省公主岭市为例，看一下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的实施成效。这个市有23万公顷耕地，74.5万农业人口。农村劳动力至少富余一半。今年他们围绕劳动力向省内外城市转移面临的市场需求，在10个行业领域，包括建筑业、食品加工业、餐饮业，餐馆服务业、家政服务、保安业、制造业、运输开展了免费的基本职业技能培训。

    承担培训任务的师资主要来自省、市两级的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和公主岭市农业机械化学校。到10月底，共培训近2万劳力，预计可以增加劳务收入1500万元。使全市劳力输出总数增加到15万，总收入可达9亿元，使农村人均收入增加近千元。

    总之，在中央已确定2020年前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以及在人均GDP刚过1000美元、农民人均年收入尚只有城镇居民收入三分之一的情况下，现阶段和今后相当一个时期农民终身教育的重点，必然是围绕着如何促进农民增加收入，包括增加外出务工收入以及从事农业得到的收入；同时，也要适当开展文化、科普、卫生和健康方面的继续教育。

    二、大力加强对务农劳力以掌握增产、增收技术为中心的继续教育

    为进城打工的农民提供岗前培训固然对增加农民收入十分重要，然而它并非是农民终身教育的全部。农民进城对解决“三农”问题的作用固然很大，但也绝非像有些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是解决中国农民数量太多、收入水平不高难题的“唯一途径”。

    农民进城是否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唯一途径”？一些中国经济学经常援引的例子，是发达国家农业劳力只占全部就业数的3%～5%。因此他们据此主张我国应把绝大部分农民都变成城市居民。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

    首先，这些经济学家可能并不知道：（1）所说的发达国家3%～5%的农业劳力，只是指在农业生产一线的那一部分。而如把在农产品产前、产后和加工、储运、销售的就业人数计算入内，这个数字便是20%左右。美国在1990年之前，以就业人数而言，农业一直是最大的产业；1990年之后才让于信息产业。（2）中国农民的土地情结极重，要让大部分农民离土离乡，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具有类似浓厚土地情结的日本、韩国，虽搞了几十年的农田集中和规模化，至今仍然成效不大，就是很有说服力的例证。（3）为富裕起来的16亿人提供食物安全保障，这个任务极其艰巨，绝不可以掉以轻心。

    其次，事实证明指望“中小城镇化”就轻而易举地把绝大部分农民变成城市居民，是一种想当然，期望值过高。因为如果不能向农民提供大量可靠的城镇就业机会，即使把城镇建起来，提供城镇户口，农民也不会自动搬进来。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当前中国农民的年均收入中，从事农业得到的收入，仍然要占到全部收入的36%。而且近几年来农民收入增长迟缓，与务农收入不增反减有相当的关系。

    务农收入不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农民从事农业的技术水平总体上不但没有上升，反而有所下降。这种现象同农业生产以家庭为单位后，现有的农业技术推广、培训的人力资源过少（30万至40万专业人员）与庞大的农户数量（2.4亿）不成比例有密切关系。况且，现有的农业科技推广体制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目前已完全不能适应农业市场经济的要求。再加上国家对其投资近年来明显减少。农民务农技术水平不能尽快提高，不但直接影响到农民收入的增加，对至关重要的国家食物安全也形成了巨大的威胁。这几年粮食总产量连续下降，耕地面积和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减少过多固然是主要原因，但是粮食作物的单产水平下降也是事实。

    先进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程度同农民的终身教育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中国的领导人很重视荷兰、以色列等资源小国，但却是农业大国的成功经验。据笔者亲身考察了解到，在荷兰，一项新的农业技术从研究所或大学研究成功，到全国农民都掌握，平均只需要一个半月时间。而在中国，这一过程可能需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究其原因，除了荷兰的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普遍高于9年，很多人在中等教育阶段已接受过一定的农业职业培训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农业科学技术方面所受的终身教育水平之高，令人震惊。据粗略统计，全荷兰23万务农劳力中，每年有5万人接受着不同形式的农业技术的继续教育。如果除去从事农产品加工的劳力数量，就意味着每个从事农业一线生产的劳力平均每两年就至少有一次接受继续教育的机会。这种继续教育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有在中等农业职业学校乃至大学接受正规的短期职业教育的，也有在农业企业办的旨在推广新产品的培训中心接受短期技能培训的，还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举办的单项技术培训和研讨会等。

    三、重新组配有限资源，进行机制创新，提高农民继续教育和培训的效率和效益

    当前，中央领导层已意识到长期“二元社会”的格局给我国“三农”带来众多问题的严重性。特别是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已经到了国际公认的危险程度。对全国2000年基本“小康”目标实现的程度的考核，发现共计16项指标之中，没有完全达标的除农民人均收入之外，主要是农民受教育年限（农民劳力受教育达7.6年，达标率为83.5%）、农村卫生保健等社会发展方面的指标。对若干大城市郊区如北京市郊区农业现代化的研究结果也表明，最难实现的指标并不是所谓的机械化、水利化、设施现代化等这些“硬件”，农民的文化科技素质以及组织化水平的提高才是最困难的。为此，中央采取的方略是实行城乡统筹。具体措施是加大公共财政对农业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持。因此可以说，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大幅度增加对农民终身教育投入的问题，正在解决之中。剩下来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提高这种投入的有效使用率，如何重新组合和配置在农民教育方面十分有限的各类资源。这就必须进行体制方面的改革和创新。

    首先，必须从立法方面明确确立政府对农民终身教育和技术培训的投资主体地位。在发达国家，农民教育和农业推广是很明确的“公共产品”，即公益性事业，是必须以国家投入为主来进行的。很多国家很早就制订了相关的法律。而这个问题在我国迄今为止没有得到解决。

    其次，创造有效的组织领导体制。过去农业部、教育部、科技部、劳动保障部、民政部，乃至共青团、妇联等等，都有自己的农民教育的培训系统和计划。而且有限的农业教育人力资源分散在高、中等农业院校，农业科研单位和农业行政系统（推广部门），互相很少来往。这与发达国家卓有成效的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三位一体”的模式，以及部门间良好的分工合作形成鲜明的对比。经探索，前些年已较成形的、有显著中国特色的“农科教三结合”模式，由于中央高层人事变动，也呈现出了“人亡政息”的态势。

    最后，探索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和中国农村国情的农民终身教育和技术培训的新机制。中国农业与发达国家最大的差距，主要并不在于单项（例如某一种作物的单产潜力上的差距），而是总体的综合水平，即综合生产能力。以粮食生产为例，我们与发达国家生产水平的差距固然表现在单项——单产潜力上，但更主要的是表现为区域间，县、乡（镇）村间单产差距过大，导致综合生产能力低下。例如全国水稻平均单产为6915公斤/公顷，但湖北和江苏省高达8700公斤/公顷，比水稻单产名列世界前茅的日本还高。然而福建省和广西则只有5600公斤/公顷左右，低于全国平均数19%。全国玉米平均单产为4925公斤/公顷，江苏省高达6000公斤/公顷，而河北省仅为4000公斤/公顷。至于同一个省内的各县之间，或同县的乡镇之间和各个村之间，单产的差别就更大。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基本功”不过硬，包括技术推广服务不到位，地力严重不均匀，中低产田面积过大，种子质量及整齐度差等。其中，特别是农业技术推广的入户率和覆盖率很低，是决定性的因素。

    在农民的专业技术培训方面，多年来有关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推出了多种形式，实施了不同名称的计划。例如绿色证书培训计划，科技下乡行动等。但这类培训的最大缺陷是效率低下。其根本原因在于：

    第一，农民的流动性很大。特别是青壮年劳力，进城打工或从事其它非农工作的机会较多。因此即使他们参加了农业技术培训，往往因不再务农而使培训归于无效；

    第二，培训的方式不能适应农民的文化素质和接受能力。当前在农村，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大多是妇女和老弱劳力。相比之下，农村女性受教育的年限比男劳力还要低，多数只有小学文化。因此，采用由专业人员办一般性的培训班和课堂讲课的形式，他们很难真正听懂和理解。

    针对上述问题，农业部门从今年起着重探索科技入户和提高培训效率的有效手段，即创新性机制。具体做法是动员农业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组织农业技术推广部门的工作人员，形成从中央一直到乡镇的专家和技术骨干网络。在确定每个村（村民组）一个能稳定从事农业的“核心农户”的基础上，采用农技人员对口联系20个左右的“示范户”的方式，手把手地教，现场示范，实现技术人员直接入户，技术直接到田。农民还能通过电话乃至网络，直接向技术人员和专家进行有关生产技术咨询。

    经过一年的实践，在13个粮食生产省（区）的几十年试点县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四大粮食作物（水稻、小麦、玉米和大豆）平均增产率在20%以上。在此基础上，农业部正式起动了“科技入户工程”，计划到2010年，把科技示范户扩大到100万户，辐射带动200万农户，使先进技术的入户率提高到90%以上；农业综合生产成本降低15%以上，农业增长的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10个百分点。最近，温家宝总理对此作出批示，“依靠科技促进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是新时期我国农业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关键措施”。“农业科技入户工程”最主要的创新点，是打破了培训师资部门所有界限，以推广项目为载体，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建立起专家——技术人员——核心示范农户（“二传手”）——广大农民的实质性联系。

    我国现有潜在的技术培训师资主要分布在三大系统，即（1）农业正规教育系统，包括大学及职业技术学院及农业中专的教师，有将近9万人；（2）各级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系统，有师资力量4万人；（3）农业技术推广系统，能够从事技术培训工作约有40万人。过去主要的问题是力量分散，形不成合力；即使把这些力量全部动员起来，也只有不到60万人。与有2.4亿农户和4.9亿农村劳力这两个数字相比，仍是很小的。因此，除了不断扩大这类学校毕业生进入农业技术推广、培训机构工作的比例之外，最主要的是必须充分发挥农村核心示范农户的“二传手”作用，即通过培训技术骨干（Train the trainer）的方式，才能真正满足要求。与此同时，也要充分发挥日益增多的农业企业，在技术推广和培训中的“方面军”作用，适当运用市场机制，实行有偿技术服务的培训。

    在有望大幅度增加农业和农民教育的投入的前景下，现阶段发展农民终身教育的关键，在于深入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提高投入的使用效率，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终身教育的途径。